ManBetX万博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讲，地缘政治的地理空间与国际传播的信息空间是产生文明间交往的关键因素。文明间交往之中的交流与互鉴并不具有先天性，而是伴随殖民史的历史进展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显著特征，不只有交流与互鉴的现实温存，还有覆盖与移植的历史野蛮，以及抗争与冲突的并行史线。
在长时段历史层面上讨论认为文明间交往的历史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文明的覆盖与移植、文明的抗争与冲突、文明的交流与互鉴ManBetX万博。探讨不同阶段文明间交往的不同历史特征，并以此探究国际传播与文明间交往的深层逻辑。
在地缘政治学的意义上，文明间交往之中的交流与互鉴并不具有先天性，而是伴随殖民史的历史进展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显著特征；国际传播也不只是自二战后以发展传播的路径展开，意识形态、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作为软力量的结构性因素是国际传播的构成部分，亦是地缘政治视域下的文明间交往的构成部分。
本文以殖民体系的建立与瓦解为线索，从地缘政治学的视角探究国际传播与文明间交往的历史演进。以殖民体系的建立为起点，缘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世界逐步发生规模性、结构性、体系性的巨变ManBetX万博。本文意在从长时段历史视野出发，讨论由于地理空间和信息空间两者关系的变化而引发的文明间交往的变化，以期揭示文明间交往的不同历史特征，并以此探究国际传播与文明间交往的深层逻辑。
在殖民体系逐步形成的阶段，国际传播与文明间交往的历史特征是文明的覆盖与移植。目的是服务于殖民统治，在地理空间的统治中以宗主国文明覆盖殖民地信息空间，宗主国文明在枪炮护卫下的国际传播中移植到殖民地。
从1492年新航路开辟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一方面欧洲国家渐次演进到以地理边界划定国家统治空间，另一方面将欧洲国家之外的地理空间作为扩张的对象，展开资源掠夺和空间扩张。
根据世界体系理论，此一阶段地缘核心处于西欧，核心国家主要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资源掠夺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孕育了现代资本主义。资源掠夺对殖民帝国“起飞”起到补偿的作用，核心地区的国家走上殖民扩张道路具有内在必然性。未走上殖民扩张道路的中国则迎来了另一种命运。
寻找新航路的冒险活动，客观上实现了殖民者空间扩张的政治意图，激发了殖民者建立全球帝国的野心。帝国主义主张空间扩张并将“空间”纳入资本主义制度中，地理空间的侵占是典型的殖民理路。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殖民国家用直接粗暴的方式获取财物，实现资本积累、增强影响力，同时扩大殖民领地。资本主义国家领土空间的扩张不只是服务于经济利益的策略，还是空间政治的塑造过程。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凭借空间资源的配置和空间形态重组，在土地的国有化和领土的拓展中实现资本增殖。
在殖民体系形成过程中，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采用以传教为名的国际传播方式，侵占殖民地信息空间，从而为建立殖民政权服务。
以传教为名的国际传播战术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团传教，这是宣传殖民合法性的基础手段；二是在边缘国家发展印刷技术，为传播助力。早在15世纪，殖民国家已经通过传教网络围绕地球，以实现殖民扩张。在信息空间统治上，核心国家遵循了与扩展地理空间时直接进行掠夺的相似逻辑，把文明覆盖和移植到边缘国家则是另一种“掠夺”。
教团传教之所以被纳入核心国家国际传播机器中，主要是源于传教的外在条件和基督教的内在属性。首先，发现新大陆早期，原住民因欧洲病毒而疾病缠身需要被“救赎”为传教承担的“文明使命”提供契机。其次，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帝国形成的王权和教会特权结构，导致了宗教和政治的持续混合。此外，基督教唯我独尊的上帝观和拯救全人类的使命感成为传教运动的内在动力。
为了实现文明的覆盖和移植，宗主国控制殖民信息空间的主要技术武器是印刷机。印刷技术被移植到殖民地意味着文字、图像超越地域性，语言走向标准化。
一方面，文字、图像的印刷品超越地域限制，实现了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宗教叙事，推动了西方价值观念的传播。另一方面，印刷技术是推动语言标准化的催化剂，它使殖民地繁多方言的离散性被扭转。《圣经》在殖民地以欧洲地方语言印刷，成为欧洲殖民势力的主要传播工具。通过知识过滤，让殖民地人民在思想上规训于宗主国的殖民统治。
宗主国对殖民地国家展开资源掠夺、空间扩张，通过宗教手段控制信息空间，以宗主国文明覆盖地方文明，将宗主国文明移植到殖民地国家，带来种族和语言的摧毁与替换。
首先，宗主国对殖民地种族的摧毁和替换建构了殖民地的社会阶级。原住民人口大幅度减少导致种族摧毁。种族替换表现为不同种族通婚产生后代，为了保障宗主国在殖民地的特权，混血成为殖民时期的一大“特产”。个体混血程度的多寡与其社会阶级地位相关联。
其次，语言的内核是思想，对语言的摧毁和替换主要是服务于被制造出来的“文化等级”，以及瓦解殖民地原本的社会组织结构。例如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一些地区的文化和语言被旧大陆的文化和语言取代。语言的改变、宗教的转换，还有对美洲原住民传统生活方式的歧视，都把美洲原住民的文化贬谪到一个低于欧洲文化的地位。
核心国家通过种族、语言的摧毁与替换，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边缘地区文明的“清洗”，并构建了社会阶级、制造了文化等级。其中语言的摧毁对文明间交往影响巨大，这是源于语言背后是世界观和认知框架，语言是制造认同的基础条件。
在殖民体系的扩张阶段，国际传播与文明间交往的历史特征是文明的抗争与冲突。
此一阶段以地理边界确定主权作为主要逻辑的民族国家体系建立。核心国家基于商业贸易和军事侵略，将边缘国家置于从属地位。通过殖民机构与铁路、海底电缆这些国际传播的有机组织和机器装置平复文明冲突，为边缘国家建立核心国家文明优越的想象世界，在这过程中伴随着文明抗争与民族主义诉求的历史嵌套。
核心国家通过制造想象世界来实现边缘国家的规训，这种规训并非完全自上而下的直接胁迫，而是通过国际传播组织和装置的运作来制造对立、偏见，建构一个镜像化的边缘世界，促使边缘国家个体自我规训。
在殖民体系扩张过程中，核心国家获取殖民权力遵循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较直接掠夺而言是一种深度殖民。
核心国家通过商业贸易使边缘国家产生资本依附，在建构生产空间的同时采取军事行动来侵略地理空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体系是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国际关系体系，特别是国家以地理边界确定了拥有对内对外绝对权力的主权，国际社会以主权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主体。主权国家的逻辑事实上也是殖民体系崩溃的法理逻辑之一，殖民地国家以此要求自身的独立。从17世纪中叶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在此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其重要因素主要是商业贸易和军事侵略。
殖民体系扩张以商业贸易展开，贸易是具有正当性、合法性的殖民借口。荷兰利用地理位置、造船和航运优势技术，建立股份制公司和金融系统，在北美、非洲、东南亚发展海上贸易，于17世纪中期获得全球海洋贸易垄断权。商业贸易对于英国的逆袭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对生产和工业原料的需求取代了对消费品的需求，同时英国迫切需要开拓海外市场，以消化国内生产的工业制品。自《马可波罗游记》文字建构的想象到1792年马嘎尔尼使华引发的文明冲突，中国从“朝贡体系”被迫卷入到“条约体系”。以马嘎尔尼使华为节点，英国不断向清王朝华夷秩序发出挑战，将商业交往转为军事行动，通过军事侵略来打开通商口岸。
除了商业贸易，核心国家采用更具“有效性”的军事侵略来建立殖民秩序，不同国家还采用了不同的借口。
●英国以商业为名的军事侵略。英国不仅通过换茶扭转了贸易逆差还发动了两次战争。核心国家为了实现对华经济掠夺，持续发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军事侵略，《辛丑条约》签订标志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美国以均势为名发动了军事侵略。建国之初，美国奉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美国通过“门罗主义”对拉美建立起来的“保护制度”是为了服务自身利益。美国倡导所谓的“均势”是其掩盖殖民扩张的工具。
●新崛起的德国受到尼采“超人”理论驱动，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为名，发动军事侵略试图重新分割殖民地。
由此可见，在地缘空间这个层面上，这一时期核心国家以不同理由展开军事侵略意在重置殖民地“域名”。
在国际传播的层面上讲，随着殖民体系的发展，核心国家平复文明冲突的机器装置主要是通过组织和物质两部分。具体来讲，国际传播的机器装置主要包含几个方面：
第一是有机的殖民机构。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采取多种统治方式，较为突出的是“政企”合作型殖民机构，是由政府与商业利益团体合作形成的商业公司。商业公司成为重要的海外掠夺工具并扮演着殖民地代理人的角色。此外，核心国家在边缘国家设置总督府，采取“保护制度”来管理殖民地。殖民机构不仅服务于宗主国的经济利益、领土空间的扩张，在国际传播层面上讲，它们还是传播空间殖民化的枢纽性组织。
第二，铁路作为空间统治机器中重要的物质材料，实现了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联通。铁路是核心向边缘输送文明血液的动脉。在殖民时代背景下，非洲铁路网络的使命是行政管理中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缩短到港口、内陆矿山的时间，或者是使得更容易接近要控制和要殖民的其他领土。火车作为进步符号满足了边缘国家的想象，铁路网络成为加快殖民化的机器装备。由铁路构成的边缘国家的传播网络，也成为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进行国际传播的重要支撑。
第三，海底电缆是帝国国际传播关键的物质性装备。核心国家通过海底电缆发送电报、建立国际通讯社，在联通殖民地、扩大全球贸易、加强帝国控制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9世纪50年代直到20世纪，英国海底电缆系统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从电报到通讯社，英国加速形成对信息空间的殖民，使得帝国的国际传播体系在边缘国家扩展。1870年“三边四社协定”签订，形成了三大通讯社对世界信息市场的瓜分，并将传播空间划分为四大势力范围ManBetX万博，核心国家进一步强化了对所属殖民地的信息管理。同时，通过国际组织来服务于权力配置。1865年成立的国际电报联盟是第一个关于调控技术网络的最高国际机构。基础设施的蔓延和国际组织的形成，进一步扩大了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信息差，传播领域的“不平等交换”随着科技的飞跃发展而扩大。
从根本上讲，殖民机构、铁路、海底电缆可以视为核心国家进行地缘政治统治的关键环节，构成了国际传播的机器装置，它们的运作逻辑是由“不平等交换”产生“不平等交往”的关系。尤其是铁路和海底电缆用时间消灭空间，服务于殖民统治，加固“不平等交往”，也因此带来交往革命并引发文明抗争。
核心国家以商业贸易与军事侵略展开殖民地理空间扩张，通过殖民机构与铁路、海底电缆进行殖民信息空间拓展，从而引发了文明的抗争与冲突。激烈的文明抗争引发民族主义兴起，同时，激烈的民族主义诉求可能会加剧文明抗争，两者相互嵌套。
核心国家入侵边缘国家，制定种族隔离政策并宣扬“白人负担论”激起了边缘国家文明抗争的民族主义情绪，更重要的是由于媒介技术进步形成的“想象共同体”掀起了民族主义浪潮，加快了殖民体系瓦解进程。边缘国家经历了语言的通用化、印刷作品的普及化、生产关系资本化，奠定了“想象共同体”形成的先决条件。
19世纪铁路网络和海底电缆等加速边缘国家社会发展的媒介化后，本地报纸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文明抗争的角色。本地新闻促进殖民地人民产生了初步的民族认同以及归属感，将同一种方言读者纳入特定的想象之中，集体记忆逐渐被塑造。文明抗争的结果是在民族主义浪潮扩散下，18世纪末19世纪初南北美洲的殖民地的独立运动热潮。20世纪初，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亚非引发多次民族主义反抗运动。
边缘国家对核心国家文明抗争的民族主义诉求是摆脱殖民统治走向独立。在文明抗争中民族主义者看到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认识到政治身份的重要性，并意识到他们有权利自主管理自己的事务。这其实是国际传播之间的战争。由于不同殖民地自身情况不同、被殖民情况不同，所以在争夺文化领导权上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殖民体系解体，意味着以主权逻辑确定的国家间关系在理论上是平等的，在实践中力求平等，亦就构筑了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基础。独立后的边缘国家登上世界政治、经济与传播舞台，开始发掘自己的文化、回溯历史、建构自我成长的故事，不接受西方主导的历史叙事，主动加入国际秩序重建的队伍。特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明议题设置，有力促进了边缘国家的国际传播发展。而互联网技术构建的网络空间让在地理上并不接壤的国家，亦可以在数字疆界中接壤，理论上拓展了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叙事空间。
两次世界大战加速了非殖民化进程，二战后殖民体系开始瓦解。英国众多殖民地发起独立运动，“日不落帝国”寿终正寝。美国上位后国际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世界进入到冷战时期。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通过经济援助、军事联盟和文化交流来赢得新独立国家信任，使前殖民国家重新评估其全球地位并适应新的地缘政治现实。美国和苏联成为各自意识形态的代表，两支政治势力介入各种冲突中，并通过意识形态的国际传播影响新独立国家。经历美苏争霸、苏联解体，美国一超多强到多极格局。世界体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的体系。
随着殖民地民族主义思想的扩散、民族独立运动的开展，长期积淀的独立精神和自我认知在这一时期迸发，殖民地人们的民族意识普遍觉醒。
民族意识觉醒主要受到以下几个传播因素的影响：首先，西方教育为殖民地培养了一批精通外国语言和政治文化的知识阶层，以及曾接受高等军事教育并参与过二战的士兵，他们深刻体会到民族独立和强大的重要性，从而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参与者和倡导者；其次，宗主国在殖民地实施了一系列的教育政策，提高了殖民地民众的识字率、文化水平和社会认知能力。例如教会学校在塑造当地人世界观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第三，民族主义报刊的创办推动了民族意识觉醒。在亚洲、非洲与南美的英属殖民地国家里，很多土著领袖既是记者，又是为独立而奋斗的政治家。媒体成为塑造本土文化与民族身份的载体。
从国际组织的层面上讲，殖民体系瓦解后文明议题主要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接”。国际组织为走向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重要平台和机制。该组织旨在促进世界各国之间文化交流，通过组织文化活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促进教育合作等方式，推动了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在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麦克布莱德报告》又称《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启示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传播发展计划以多种方式帮助不结盟国家组建或加强通讯社，例如关税减让、新闻培训与设备供应。他们推动倡议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是至关重要的文明间交往议题，使人们意识到这是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一个必要前提。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国际组织在二战后构建文明议题外，二战结束前宗主国对殖民地人民自决权和政治自由的承诺也对全球文明秩序重建起到一定作用。
从国际传播的意义上讲，全球文明间交往议题的构建更关键的是要有技术支撑，通信卫星的发展使得通信能够跨越国界和地理障碍。它可用于电视、电话、广播、网络和军事领域。就媒介信息传播来说，通过通信卫星直接将电视节目输送给外国的家庭，是政治象征的一个突出例证。
作为一种政治象征的技术，新独立的边缘地区的民族国家也不甘落后。拉丁美洲、中东、亚洲的区域运营者正在建立联盟，以扩大覆盖范围服务其所在领土之外的客户。边缘地区的区域通信卫星的发展为全球舆论场非西方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传播”提供物质条件。为了打破西方新闻媒介对国际新闻传播的垄断，发展中国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和地区性合作，建立了一批地区性的通讯社机构和广播电视组织。如不结盟国家通讯社、泛非通讯社、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等。这些机构对于打破西方发达国家新闻媒介对国际传播的控制和垄断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组织载体。
自人类社会伊始，传播就跨越了空间和时间，通过贸易、战争和殖民主义使得不同文化之间保持接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文明交流可能，因此，具有技术属性的国际传播是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共享知识、思想和信念的方式，由此可以成为解决全球冲突与增进国家之间相互了解的一个因素。
伴随着霸权国家的更迭，媒介基础设施从印刷技术进化到铁路网络、海底电缆再到通信卫星，尤其是直播卫星电视的全球覆盖性，传播范围超越了现存国家、民族、社会形态以及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地缘界限。这让很多边缘国家认识到数字疆域的重要性，于是许多政府确定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如印度分阶段推出了由公共和私人投资750亿美元所支持的“数字印度”计划。技术本身的进化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数字疆界的融合。
●IPv6的发展解决了IPv4地址耗尽的问题，将全球IP地址数量扩充到2的128次方。
社会学家罗兰·罗伯逊指出，“‘球土化’（glocalization）意味着普遍化和特殊化倾向的同时性共存”。区别于完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全盘接受或者全盘否定的极端态度，在地缘政治层面上讲，文明互鉴的“球土化”确立了以民族国家为核心，尤其处于世界边缘地区的民族国家在文明交往中更重视身份问题，强调身份认同，这是“民族国家”的显性回归。在坚持具有主体性的前提下，进行文明交往，将本土文化与世界元素混合。“球土化”是具有“定制”性的文明互鉴，有利于增强文明交往中的文化适应性和适用性。文明互鉴“球土化”既可为对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提供“他者”案例，亦可作为西方现代性阴暗面的殖民性。文明互鉴“球土化”可能会重构世界秩序中的民族身份及殖民权力关系结构。中国在践行文明互鉴的“球土化”时，可以坚持“中国版中国文化故事”讲述，并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纲领性框架、以文化自信为核心力量、以“两个结合”为逻辑起点。中国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将进一步推动文明的交流互鉴。
本文在地缘政治学视角下，以“核心—边缘”的世界体系为基础，将意识形态、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纳入国际传播的要素，结合媒介学“被物质化的组织OM”和“被组织化的物质MO”的理念讨论文明间交往的演变，基于多重变量阐释因果互动关系。
伴随着殖民体系的兴起与解体，边缘地区与核心地区、边缘国家与核心国家走向文明交流互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首先，发现新大陆后殖民体系逐步形成，非西方国家被纳入西方文明体系中，边缘地区被核心地区、边缘国家被核心国家的文明所覆盖与移植；
●其次，伴随主权国家体系形成、殖民体系扩张、地缘中心转移，边缘地区与核心地区产生了文明抗争与冲突；
●最后，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结束、殖民体系崩溃以及美苏两大阵营形成与解体，边缘地区的民族国家的独立探索，文明终于走向交流与互鉴，“不平的交往”关系也走上了平等化进程。
商业、军事、传教是殖民征服代理人的经典三部曲，在国际传播层面上具有战略地位。除此之外，核心地区对边缘地区的文明影响还采取了政治制度、法律体系、货币制度等其他征服手段。
从地缘政治与国际传播的角度讲，殖民主义历史的延续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语言文化圈对认知产生持续性影响。核心地区通过语言殖民，发展出“语言帝国主义”的概念，帝国主义的统治持续存在于处于核心地位的西方殖民者语言与殖民地本土语言之间。被不同帝国殖民的拉丁美洲，形成了“复数的拉丁美洲”；二是边缘地区对核心地区仍有路径依赖，包括制度依赖、资本依赖、技术依赖、教育依赖等。三是“信息宗主国”一定程度上承继殖民传统，如西班牙和法国各媒体机构或集团分别在伊比利亚美洲和西非对媒体产品的垄断性；四是殖民历史为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国际传播在文明间交往中的深层逻辑在于，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变化使国际传播武器化。发现新大陆之初，国际传播武器基本上由核心国家独占，国际传播装置由核心国家设置，交往遵循着领土侵略逻辑。随着地缘空间和信息空间的变化，边缘国家、半边缘国家识破核心国家将传播武器化的战略，他们也开始使用国际传播武器来捍卫和保护信息主权，文明间交往由领土侵略逻辑转变为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并行。
自地缘政治与国际传播的关系视之，帝国意识并未因殖民体系崩溃而灰飞烟灭。欧洲中心主义殖民话语式微后，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继而崛起，美国通过这一殖民话语的修正过程，最终在全球实现了霸权干预。这恰是当下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与国际传播的现实表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仍未放弃让中国遵循其理念行事的幻想，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帝国殖民史的延续性，也意味着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也存在因帝国叙事而扰甚至在部分区域被中断的可能，历史的进步并不总是遵循线性发展的逻辑。而事实上，尊重各国文化差异，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美人之美”，才能“美美与共”，地缘政治与国际传播的张力才能缓和。
任孟山：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任泽阳：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白杨班2022级博士研究生
本文内容有删改和编辑，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24年第6期，原标题《移植、冲突与互鉴：地缘政治学视野下国际传播与文明间交往》，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