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BetX万博下文为《元明东西方地图交流与亚欧地理知识传播》，摘自集刊《亚洲史研究（第2辑）》，席会东著。《亚洲史研究（第2辑）》由牛军凯、朱玫 主编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地图史、城市史、丝绸之路、中外交流史研究
元明时期是世界历史迈向近代化和一体化的重要时期，也是东西方地图交流的繁荣阶段，也是中国地图编绘的辉煌时代。蒙元时期亚欧大陆交通大开，大量学者来华，将世界甚至欧洲地图学知识带入中国，波斯学者扎马鲁丁所带来的圆形地球仪、编绘的彩色《天下地理总图》都在中国地图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朝前期继承了元代中伊地图交流的历史遗产，明朝中后期又开创了中欧地图直接交流的局面，至少留下了六幅具有世界意义的地图：一是描绘亚欧非三大洲轮廓并反映中国、世界地图文化交流的《大明混一图》（1389），二是反映15世纪初期郑和下西洋壮举以及明代太平洋、印度洋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郑和航海图》（1425～1430），三是反映16世纪亚欧大陆陆上丝绸之路的《西域土地人物图》（1523～1541），四是保留元明地图精华、全面反映16世纪中国和亚洲地理状况并影响日韩地图及欧洲中国地理观和地图的大型综合图集《广舆图》（1555），五是17世纪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在中国绘制、反映欧洲地理大发现和地圆说以及中西地图文化交流的《坤舆万国全图》（1602），六是反映17世纪初期中国东南方民间航海与亚洲海洋航线及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彩绘本《大明疆理分野东西洋图》（1619）。这六幅图都是东西方地理和地图知识交流的结晶，反映了东西方文明交流和影响，推动了世界历史的一体化进程。
元人编绘的重要天下图主要有扎马鲁丁编绘的《天下地理总图》（1303）、朱思本编绘的《舆地图》中的《舆地总图》（1320）、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1330年前后）等，但均已散佚。元末明初天台宗僧人清浚编绘的《广轮疆里图》充分利用了朱思本《舆地图》、《元经世大典》（1331）、《大元大一统志》（1346）等元代地理图籍，部分反映了已经失传的元代天下图内容。明初继承了蒙元时代的天下观，明廷于洪武年间（1368～1398）绘制了涵盖亚欧非三大洲的《大明混一图》，建文年间（1398～1402）朝鲜学者根据元明时期的中国地图及朝鲜和日本地图绘制成《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反映了15世纪中华文化圈的天下观。
元《秘书监志》卷四《纂修》“地理图奏文”“提调地理图”“虞应龙”“画匠”“地理小图”等条详细记载了扎马鲁丁奏请编绘天下图并从全国征调绘图人才最终绘成彩色地理全图的经过。至元二十三年（1286）三月初七日，嘉议大夫、秘书监扎玛里鼎（扎马鲁丁）上书元世祖忽必烈：“在先汉儿田地些小有来，那地理的文字册子四五十册有来。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有的图子有也者，那远的他每怎生般理会的？图子我根底有，都总做一个图子呵，怎生？么道奏呵。”忽必烈批复：“‘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这段硬译体汉文详细记载了扎马鲁丁呈请忽必烈编绘天下的奏疏，秘书监扎马鲁丁认为元朝是疆域辽阔的日不落帝国，州郡比前代大为增加，既有的四五十册汉文图籍所绘制的疆域范围较小，难以涵盖，而元朝有“图子”即地图，建议元世祖将两种地图融合起来，绘制一幅天下总图，元世祖批复扎马鲁丁让其照办。扎马鲁丁调集陈俨、虞应龙、京兆府秀才萧维斗负责编彩绘地理图，并征调福建通晓阿拉伯文的“人”喇特纳翻译阿拉伯地图资料，与秘书监原有文员组成编写团队纂修《天下地理总图》和《大元一统志》。遗憾的是，扎马鲁丁组织编绘、中外人员共同参与的彩绘本《天下地理总图》未能流传至今，仅能从《大元一统志》附图、明人改绘本《广轮疆里图》、清人改绘本《元经世大典地理图》等地图推断其内容和范围。从扎马鲁丁奏文和编纂团队构成来看，此图应是一幅综合汉文和阿拉伯文地图编绘而成、包括整个旧大陆的天下图。
元代的地图遗产被明朝继承，涵盖整个旧大陆的天下图在明初被再度绘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大明混一图》一幅，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绢本彩绘，清朝初年，清人将全部汉文注记用满文标签覆盖，纵386厘米，横456厘米，是一幅在元代地图基础上绘制的明代天下全图。
该图采用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方位，覆盖范围囊括整个旧大陆亚欧非三大洲，东起日本，西达欧洲、非洲大陆，南至爪哇，北抵蒙古，是一幅明人所知的天下图。全图以大明王朝版图为中心，着重描绘明王朝的疆域政区，突出表现镇寨堡驿、渠塘堰井等人文地理要素，山川、湖泊、泽池等自然地理要素，注记地名千余处。图上有相对统一的图例，明代的十三布政使司及其所属府、州、县治用长方形粉红色块加注地名表示，其他各类聚居地直接以地名标示；“皇都”（今江苏南京市）、“中都”（今安徽凤阳县）用蓝色方块及红书标示；山脉用山水画法描绘；黄河用粗黄曲线表示，另用灰绿曲线描绘其他水体。其后，清人将图中原有的汉文注记全部用大小不同的满文贴签覆盖，以便于清廷使用，并彰显清朝对天下的治权。
《大明混一图》并未严格按比例绘制，而是将明朝疆域刻意放大，以不同颜色的地名方框区别境内域外。域外部分，中亚描绘得最详，其次是欧洲和非洲，非洲南部的好望角方位较为准确，表明此图受到地理知识的影响。根据图上内容和相关文献推测，此图的国内部分来源于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域外部分可能受到元代波斯人扎马鲁丁地球仪、彩绘《天下地理总图》（1303）等地图以及元末人李泽民所绘《声教广被图》的影响，因此图中的河流和淡水湖为蓝色，海洋和盐湖为绿色，与稍早于此图的地图和地球仪的着色法相一致，这表明此图受到了地图的影响。就现有的资料来看，也正是蒙元时期地图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才开始大量出现彩绘本地图。
《大明混一图》是现存尺寸最大、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中文世界地图，该图不仅保存了大量已经散佚的元代地理知识、元代地图类型，还反映了元明时期中国人的“天下观”以及中外地图交流的成果，并对明代中后期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天下观和天下图的绘制产生了深远影响，且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较为准确地绘出了非洲大陆的形状，在中国乃至世界地图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明建文四年（1402），李氏朝鲜学者权近根据元末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僧人清浚的《混一疆理图》等中国地图，并结合朝鲜和日本地图，绘制成《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该图的绘制范围和内容与《大明混一图》基本类似，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上绘有长城，而且朝鲜和日本被放大且轮廓更加准确。此图现在日韩有多个摹绘本传世，主要包括日本东京龙谷大学图书馆藏本、日本岛原市本光寺藏本，还有日本熊本市本妙寺藏“大明国地图”、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大明国图”等摹绘衍生本传世，共同构成了东亚“混一图”谱系，反映了东亚与地图交流情况。
15～17世纪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大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时代。明朝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三宝太监郑和先后七次奉命率领当时世界规模第一的舰队“七下西洋”，宣示正统，宣扬国威。明朝初期，中国人以婆罗洲（Borneo，即加里曼丹岛）、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从刘家港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远达红海，曾先后到达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麦加、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30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联系，在欧洲人的航海大发现之前，开创了中国的大航海时代，并成为人类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但由于明朝的大航海没有经济和军事目的，空耗国力，未获实利而未能持久。在七下西洋期间，郑和船队编绘了不少航海图，《郑和航海图》就是现在仅存的一幅。
《郑和航海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收入明末茅元仪编纂的《武备志》，绘制于宣德五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前。该图刻本墨印，册页装帧，纵20厘米，横520厘米，是描绘郑和前六次下西洋所历经的航路及沿途地理情况的航海地图。
该图方位不固定，而是根据船队航行的方向，自右向左展开，陆地在上，海洋在下，视角为从海视陆，大陆海岸被变形拉伸为大体平直的参照线。卷首起自南京船厂，沿江而下，出海后沿海岸南下，经中南半岛、马来半岛海岸，穿越马六甲海峡，经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到达溜山国（今马尔代夫），由此分为两条航线：一条横渡印度洋到非洲东岸的麻林地（今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基西瓦尼）；另一条从溜山国横渡阿拉伯海到达忽鲁谟斯（今伊朗东南的霍尔木兹，Hormuz）。全图详细描绘了郑和历次远洋航行的航路以及沿途的海岸、岛礁、港湾、河口、城邑等内容。该图以针路为主要表现内容和编排形式，以参照物来确定航行位置与方向。针路包括针位（罗盘方位）和航程（有时还注记航道深度、航行注意事项等），航程一般用“更”来计算，一更约合60里，“十更”相当于顺风情况下一昼夜所航行的距离。图中大量绘制航路途经两侧的海岸、山峰、港湾、河口、岛礁，以及聚邑、城池、庙宇、官署、宝塔、桥梁、旗杆等具有地标性的地物，以起到导航的作用。图中对重要的地形地貌进行了详细刻画，对沙洲、浅沙、暗沙进行明确区分，对岛礁的平缓陡峭进行描绘，对海路的深浅进行标注。
《郑和航海图》包括“针路图”和“牵星图”两类不同的导航图，其中针路图描绘近岸航程，主要靠沿岸地物导航，而“牵星图”则主要描绘深海航程，靠星象导航。《郑和航海图》中，溜山国至忽鲁谟斯段的印度洋航线是因为在辽阔的大洋中航行，没有陆地上的地物可以参照定位，所以在图末绘制了“过洋牵星图”，以星象进行导航。“过洋牵星图”来源于阿拉伯航海图，主要由郑和船队中的阿拉伯“番火长”掌管，充分反映了明初海上丝绸之路上中伊地图交流。
该图绘注有500多个地名，其中中国部分有200多个，外国部分有300多个，描绘范围涵盖西太平洋、印度洋、红海等沿岸地区，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和海外地理知识，成为研究这一时期中外地理和中外关系史的珍贵资料。该图以郑和船队的远航实践为依据，是郑和下西洋航海壮举的结晶。该图采用针路系统，集航道、针位、更数、水深、牵星数据等导航资料于一图，融合了中国和阿拉伯航海知识，是一部相当完备的航海图集，也是中伊地图交流的结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在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图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虽然明代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相较于汉唐时期已经大为衰落，但明王朝仍然继承了蒙元时期对西域的政治关怀、知识关注和西域的地图遗产，明朝对西域的经略与西域诸国的朝贡贸易、教信徒的朝圣往来推动了明代陆上丝绸之路地图的编绘。早在明朝永乐十三年（1415），永乐帝使臣陈诚所撰著的《西域行程记》中就绘有“西使行程图”，可惜此图在清末时散佚未能流传下来。现存内容最翔实、流传最广的陆上丝绸之路图籍是明嘉靖年间（1522～1566）成图的《西域土地人物图》及其图说《西域土地人物略》，该图详细描绘了从嘉峪关至鲁迷（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西域山川、物产、城镇和民族，堪称16世纪欧亚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地图。
《西域土地人物图》及其图说《西域土地人物略》绘注和记载了明代嘉峪关到鲁迷城沿途300多个地方的山川、城镇、物产、种族、宗教、习俗等内容，所绘地域范围涵盖亚、欧、非三大洲的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伊朗、黎巴嫩ManBetX万博、突尼斯、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等10多个国家，图中用汉字标注地名来源于汉语、突厥语、蒙古语、粟特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等10余种语言。图中绘有牵马或牵驼的商旅、背着行囊的旅客、缠头对酌的、牵着贡狮子往东朝贡的使者、头戴蒙古帽骑马飞奔的军士、埋首耕种的农夫、在辇帐中接受跪拜的贵族，另有方形、椭圆形等形态各异的城镇，水磨、风磨、架子井、望日楼、藏式佛塔等多元的地理景观，使西域呈现一种不同于中原的异域风情。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绘注“”“缠头”等信仰教的民族外，图中在西亚多个城镇中绘注有不少汉人聚居，如怯迷城（今伊朗克尔曼）有“四族番汉”，文谷鲁城（今约旦安曼西南或埃及马格里布）“俱汉儿人，蓬头戴帽，种旱田”，也勤尕思城（今叙利亚塔尔图斯）“俱汉儿人，蓬头戴帽，种稻田”，撒黑四寨城（今叙利亚阿勒颇东北的撒黑）“有汉儿人，蓬头戴帽儿”，菲即城（今土耳其小亚一带）“俱汉儿人ManBetX万博，剪踪（鬃）披发，戴帽儿，种旱田”，鲁迷城（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有缠头及汉儿人，有通事”等，反映了元明时期汉人在西亚的迁居与生活状况以及陆上丝绸之路上东西方的双重交流。根据该图将汉人称为“汉儿人”、将教士称为“出家”，可以判断此图是一幅由具有西域背景的非汉人也非所绘制的、百科全书式的西域地理图籍。
该图籍至少有三个抄绘本传世：一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甘肃镇战守图略》所附的纸本彩绘《西域土地人物图》及其图说《西域土地人物略》《西域沿革略》册页，二是意大利地理学会所藏的《甘肃全镇图册》中的《西域诸国图》1幅及其他9幅分图册页，三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丝路山水地图》长卷，该图由北京瓯江草堂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从日本藤井友邻馆（The Museum of Fujii Yurinkan）购回，原名“蒙古山水地图”。另有两个明代刻本传世，一个是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马理主编的《陕西通志》中的《西域土地人物图》，另一个是日本东洋文库藏的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延绥巡抚金忠士、荆州俊、马丛聘等7人所编、陕西三边总督刘敏宽和陕西巡抚李楠撰序的《陕西四镇图说》中的《西域图略》。其图说《西域土地人物略》另收入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雨所编的《边政考》、明万历四十四年李应魁所编的《肃镇华夷志》、明末顾炎武所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清康熙年间（1662～1722）梁份所编的《秦边纪略》等边政志书。总体来看，此图及图说在明代中后期流传广泛，有可能出自《陕西通志》所征引的《河套西域图》一书。
该图的大型传世绘本《丝路山水地图》卷轴出自清末民初北京琉璃厂的书肆“尚友堂”，由“尚友堂”题名“蒙古山水地图”，民国年间流入日本，入藏藤井友邻馆。2004年，北京瓯江草堂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易苏昊和樊则春两位先生将此图作普通清代山水画从日本购回，后经林梅村先生研究考证为明代丝绸之路地图而名声大噪，先后在意大利罗马和中国嘉峪关市等地展出，并于2013年5月以8000万的起价现身北京保利春季拍卖会，2014年1月德国波恩大学又举办以该图为研究主题的“中国和中亚地理和地图视野下的中亚及其周边地区”学术研讨会，2018年11月正式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改名为“丝路山水地图”，并登上2019年春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该图绘于缣帛之上，宽0.59米，残长30.12米，现存之图绘制范围从嘉峪关到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缺少从天方到鲁迷城段。同《西域土地人物图》其他绘本和刻本的最大区别在于，此图采用明代青绿山水画法绘制，将图中的西域的城镇、建筑全都绘为中原式，减少了异域色彩，且并未绘注其他图中出现的人物风俗，也没有图说，但也增加了一些西域图系列地图没有的地名。
15世纪后期开始，葡萄牙和西班牙人以规模远逊于郑和舰队的船舰起帆远航，先后开辟了从欧洲经非洲好望角通往印度的新航路，继而发现美洲大陆，实现环球航行，开启了欧洲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扩张的历史。海洋时代和海权时代的到来，意味着陆上丝绸之路的相对衰落。中国人16世纪初期所绘的《西域土地人物图》，恰好是在世界陆海时代转换之际，描绘了西域蒙古化和化大背景下多元文化互动的现实图景，反映了陆上丝绸之路的最后辉煌，因而具有世界意义。
明朝晚期，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编绘了两个半球形式的中文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和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也编绘了欧式中文世界地图，将欧洲近代地理知识传播到中国。
南京博物院藏有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中外学者根据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原图摹绘而成的《坤舆万国全图》一幅，图为纸本彩绘，纵192厘米，横346厘米，是一幅采用西方地理观念和图式并融合中国地图资料绘制而成的中文世界地图。
《坤舆万国全图》采用等积投影、经纬网和东西两个椭圆形半球的图式，描绘当时已知的世界五大洲（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南极洲）。其中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的陆海轮廓线经过欧洲航海发现的实际探测，因而比较准确；南极洲根据当时欧洲的传说绘制而成，因而比其实际面积要大不少；当时大洋洲尚未被发现，故未绘制。在图框四角，分别绘有一幅圆形小图，作为五大洲图的补充。其中右上角为九重天图，右下角为天地仪图，左上角为北半球图，左下角为南半球图，形象而直观地反映了当时欧洲人的地球观。
图中用三种色彩来描绘五大洲，用蓝绿色立体形象绘法表现山脉，用双曲线描绘河流，用浅蓝色水波纹描绘海洋。同时，该图采用同时期欧洲地图的典型绘法，在大海中绘制帆船和巨鲸、海怪等海洋动物，在南极洲绘出想象中的狮子、大象、犀牛、鸵鸟等热带动物，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欧洲对海洋的探索和未知世界的想象。图中用字体大小区别五大洲和其他地名，每个地名之下附文字注记，叙述各地的历史、风俗和特产，让读者能够迅速了解当时的整个世界概况。
就其资料来源来看，此图是综合当时中欧地图资料绘制而成的。全图以欧洲盛行一时的奥尔特利乌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地球大观》等拉丁文世界地图为蓝本，结合明代的《广舆图》《大明一统志》《古今形胜之图》等中国地理图籍编绘而成。为了中国官员和学者更容易接受其地图，利玛窦改变欧洲世界地图以大西洋为中心的绘法，将明代中国绘制于全图中央，对东亚地区的描绘也非常详尽。图两侧有利玛窦所撰的图说、跋和自序，详细叙述关于地球和西洋投影绘图法的知识。另有吴中明刻印《山海舆地图》之序言，李之藻所写之序，陈民志、杨景淳、祁光宗等人所做之跋，对了解利玛窦编绘、刊印世界地图的经过及刻本的相互关系等有重要参考价值。
意大利籍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于明万历十年（1582）来华，先在广东肇庆传教，后任在华耶稣会会长，主张尊重中国习俗，采用交结官员学者的传教路线，以天文、历法、地理知识为传教手段，先后绘制过多幅中文世界地图，如万历十二年（1584）在广东肇庆绘制的《山海舆地图》、万历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1595～1598）在南昌绘制的《舆地山海全图》、万历二十八年（1600）在南京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等。万历二十九年（1601）利玛窦赴京觐见，向万历帝进呈《坤舆万国全图》，受到中国官员和学者的重视。受其影响，一些中国学者开始与耶稣会士合作或独立编绘一系列采用东西两半球图式的圆形世界地图，如王圻所编《三才图会》中的《山海舆地全图》、章潢《图书编》中的《舆地山海全图》、熊明遇《格致草》中的《坤舆万国全图》、潘光祖《舆地备考》中的《东西半球图》、程百二《方舆胜略》中的《山海舆地全图》等，反映了西方地理知识体系和制图方法东传和中西方地图交流的历史。其中，《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等传本在朝鲜半岛和日本都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坤舆万国全图》在中国的刊印和传播极大开阔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将“地圆说”、欧洲地理大发现的成果、五大洲、四大洋、气候带等地理观念、知识以及实地测量和投影测绘的制图方法传入中国，在当时中国的学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利玛窦在图中翻译的“亚细亚”“地中海”“尼罗河”“南极”“北极”“赤道”等地理概念术语也沿用至今。利玛窦所编绘的《坤舆万国全图》系列舆图融合东西方的地理学的成果，弥补了当时欧洲世界地图中东亚不够准确的缺憾，推动了中国地图学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在中国地图史乃至世界地图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收藏有一幅明代万历年间的疆域和泉州通往“东洋”“西洋”的航海图，因该图曾由英国律师约翰·雪尔登（John Selden）收藏并由其捐赠给鲍德林图书馆，故被西方学界称为《雪尔登地图》（The Selden Map）。该图纵1米，横1.5米，是一幅明代万历四十七年（1619）前后由中国福建人综合了中国、阿拉伯和西方地图资料而编绘的明代疆域和亚洲航海地图。
该图的绘制范围北起西伯利亚，南至今爪哇岛和马鲁古群岛（香料群岛），东达北部的日本列岛和南部的菲律宾群岛，西抵缅甸和南印度，总体上是一幅适合挂在墙上的地图。全图勾勒出了东亚的明朝疆界、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南亚各国以及东、西洋航路，以绿色粗线绘出明朝政区之间的边界，以红线粗圈和褐色小圈分别标注明朝各级政区和各国商埠、古国名，用黑线标注东、西洋间的主要航路。该图在上方正中画有比例尺以及一幅传统的航海罗盘方点阵图，标识出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八个方位。另外，该图还用中国传统山水形象画法绘出各地的山峦、树林、宝塔和楼阁，然后施以淡彩，或以红、黄等色加以点缀，用以表示不同地区的地貌，区分各地的风物和特产，其色彩和笔法受到阿拉伯地图的影响。
该图的明朝疆域部分包含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以及辽东﹑河州及台湾，各地除列出古九州名、山岳﹑江湖名外，还注明其二十八宿分野，其原图出自万历三十五年（1607）福建建阳熊冲宇所刻《学海群玉》卷二《地舆》中的《二十八宿分野皇明各省地舆全图》。图中朝鲜和日本的地名标注详细，而且基本上都是流行于东南渔民、商人中的地名俗称。东南亚部分绘制较准确，反映了明末西方传教士利玛窦、艾儒略等人的绘图成果，以及福建水手、船工和东南亚人、阿拉伯人的航海经验及知识，是一幅融合中国、欧洲和阿拉伯地图及地理知识的综合性舆图。根据以上内容，此图被命名为《大明疆理分野东西洋图》。
该图中绘制的东、西洋航路共有18条，包括6条东洋航路和12条西洋航路。其中东洋航路主要有：（1）漳泉（漳州、泉州）往琉球航路；（2）漳泉往长崎航路；（3）漳泉往吕宋（菲律宾吕宋岛）航路；（4）潮州往吕宋航路；（5）吕宋往苏禄（菲律宾苏禄岛）航路；（6）吕宋往汶莱航路。西洋航路主要有：（1）漳泉经占城、柬埔寨往咬留吧（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航路；（2）漳泉经占城、柬埔寨往满喇咖（今马来西亚马六甲）航路；（3）漳泉经占城、柬埔寨往暹罗航路；（4）漳泉经占城、柬埔寨往大泥（又作浡泥、佛打泥、孛大泥，Patani，今泰国北大年）、吉兰丹（Kelantan，今马来西亚东海岸）航路；（5）漳泉经占城、柬埔寨往旧港（又作巴林冯﹑浡淋邦，Palembang，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巨港）及万丹（又作下港，Banten，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端）航路；（6）满喇咖往池汶（Timor，今东帝汶帝汶岛）航路；（7）满喇咖往马神（又作文郎马神、马辰，Bandjarmasin，今加里曼丹岛南部）航路；（8）满喇咖沿马来半岛西岸北上缅甸南部航路；（9）万丹绕行苏门答腊岛南岸航路；（10）咬留吧经马六甲海峡往阿齐（Banda-Aceh，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航路；（11）咬留吧往万丹航路；（12）阿齐出印度洋往印度傍伽喇（今印度孟加拉）、古里（Calicut，今印度喀拉拉邦）航路。在上述航路中，除了自福建沿海前往日本长崎、马尼拉，以及经由柬埔寨南部往爪哇岛北岸咬留吧这3条航线是穿越大海直航之外，其余的航路基本上都是沿岸航行。
该图继承中国传统地图图文结合的特点，图中有大量的加文字注记说明通往各地的具体航海针路。例如“古里往阿丹国，去西北，计用一百八十五更；古里往法儿国，去西北，计用一百□□更。古里往忽鲁谟斯，用乾针五更，用乾亥四十五更，用戌一百更，用辛戌一十五更，用子癸二十更，用辛酉五更，用亥十更，用乾亥三十更，用单子五更”，准确标识出了从南印度西海岸古里（Calicut，今印度喀拉拉邦）前往位于波斯湾口之忽鲁谟斯的航行针路，该航线与鲍德林图书馆藏明人所撰《顺风相送》抄本所载海道针经中的航路基本相同。由印度至西亚波斯的航线，只将文字注在图上，反映了明末中国航船在印度洋航踪渐少的事实。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图未将明朝疆域作为全图中心，而是将其和东南亚上下并列。地图的中心和焦点及描绘细节主要是在东南沿海以及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岛、菲律宾群岛、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印尼群岛、南亚次大陆的贸易港埠、岛屿以及东、西洋航路等福建商船经常进行贸易活动的海域，使用者可直观地了解中国在亚洲海洋世界中的位置，进而了解明朝中叶中国帆船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进行海外贸易的活动范围及主要航线，可以说是一幅反映明朝中叶福建商船海上贸易活动的航海图。如果说《郑和航海图》反映了明初中国官方的航海成就，那么《大明疆理分野东西洋图》则反映了明后期中国东南地区民间航海的成就和亚洲的航线与商贸网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明晚期开始的中欧地图交流是双向的，在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将欧洲近代地理知识体系和制图方法传到中国的同时，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leri，1543～1607）、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和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等人陆续来华，将明代《广舆图》等中国图籍带回欧洲，并在此基础上编绘《中国地图集》《中国新图志》等拉丁文中国地理图集，极大地改变了欧洲人的中国地理观，促进了欧洲人对中国地理知识和地理图籍体例的了解。
14世纪以来的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印刷术改良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地图学的发展，16世纪的欧洲学者采用新方法和新技术编绘囊括新旧大陆的世界地图，开启了欧洲地图学的近代化大门。1584年，弗兰德人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编绘的欧洲第一部近代地图集《寰宇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收录了葡萄牙地图制造商巴尔布达（Luiz Jorge de Barbuda，1520～1580）编绘的《中国地图》，该图是欧洲最早的单幅中国地图，在其问世后的60年里一直是欧洲所绘中国地图的蓝本。图中所描绘的中国是一个混合了欧洲古典地理知识、中世纪马可·波罗行记传说和近代欧洲殖民者在东南亚探险成果的产物，中国的轮廓、水系都严重失线年，卫匡国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一书，第一次较为准确和系统地反映了中国的地理概况，改变了西方人对亚洲东部尤其是对中国地理的模糊认识，进而对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产生了很大影响。卫匡国因此而被欧洲人誉为欧洲的“中国地理学之父”。
《中国新图志》共有地图17幅，包括全国总图1幅，分省图15幅（分别描绘明代的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另有日本图1幅，图说共171页。图中用经纬网格来表示中国各省的地理位置，并较为准确地描绘了中国各省的轮廓、海岸线轮廓和河流走向。该图集的分省图上还标注了各地的金、银、铁、铅、汞、石材等矿产以及山东、江南等省的盐碱土等资源状况，具有某种程度的专门图色彩，代表了地图学的发展方向。
《中国新图志》的内容和体例都深受《广舆图》的影响。《广舆图》是明嘉靖二十年（1541）由罗洪先以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为基础，综合元明两代其他地图绘制而成的大型综合性地图集。该图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综合性地图集，保留了元明时期的大量珍贵地图资料，在中国乃至世界地图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广舆图》共有113幅地图，包括主图45幅，附图68幅。主图分别是：舆地总图1幅，两直隶和十三布政使司图16幅（其中陕西舆图2幅），九边图11幅，洮河、松潘、虔镇诸边图5幅，黄河图3幅，漕河图3幅，海运图2幅，朝鲜、朔漠、安南、西域图等“四极图”各1幅。绝大部分图后均有图说。书前有序言、图例，体例完备，内容丰富，堪称明代地图的集大成之作，成为其后明清时期图集的典范。从明嘉靖到清嘉庆的200多年中，该图集被刻印多次，有大量不同的摹刻本，并衍生出与《广舆图》形式相近的系列地图集。《广舆图》在朝鲜和日本也有大量的衍生版本，成为明中期至清中期东亚地图集内容体例的源头。
《中国新图志》直接受到《广舆图》总图和分省图的影响，但增加了经纬度和矿产等资源信息，内容更为丰富和完善。该图集使欧洲人对中国地理的了解由传说与想象演变为接近事实，不但表现了中国整体轮廓和沿海地区，还描绘了中国各省边界和政区，使欧洲人第一次了解中国内陆地区的地理状况。同时，该图集还是第一次较为准确描绘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欧洲地图，增进了欧洲人对东亚的了解。该图集从问世直到1736年法国地理学家在康熙《皇舆全览图》基础上所编《中国图集》的出版之前，一直是欧洲人所绘中国地图的蓝本，在东西方地图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16世纪的欧洲学者在世界大探险背景下，形成世界主义关怀，对异域地图产生普遍兴趣，绘制具有猎奇性质的中国地图。《中国新图志》极大深化了欧洲人对东亚地理特别是内陆地区的了解，提高了欧洲地图中东亚地区的绘制精度。16～18世纪欧洲所绘的中国地图经历了一个从粗疏到准确、从模糊到具体、从时空交错到统一即时的演变，反映了近代中欧地图交流的深化。
13世纪蒙元王朝的建立和15世纪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壮举，推动了14～16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地图交流。15～16世纪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推动了16～18世纪中欧地图的直接交流。蒙元王朝建立起横贯欧亚大陆的大帝国，陆上丝绸之路畅行无阻，为东西方的科技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条件。随着东西方交通大辟，不少出生于中亚、西亚的学者陆续来华，将地图、阿拉伯人乃至欧洲人的地理知识和世界观念带入中国。如波斯人扎马鲁丁等人来到的元廷，主持纂修《大元一统志》，制作地球仪和彩色《天下地理总图》，极大地拓宽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从此，描绘中原地区之外包括中亚、西亚、欧洲、非洲的天下图和域外图开始出现。而且，由于蒙元王朝强调天下一统，淡化“华夷之辨”，“混一图”取代唐宋时期盛行的“华夷图”，成为当时人们所知天下总图的主要类型。
明初继承了蒙元时期的地理知识和地图遗产，地理视野基于整个欧亚大陆和非洲，洪武年间明廷在元代“混一图”的基础上绘制涵盖整个旧大陆的《大明混一图》，李氏朝鲜学者权近也于1402年根据中国元末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元末明初天台僧清浚的《混一疆里图》等中国地图，结合朝鲜和日本地图绘制成《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并衍生多个摹绘本，反映了14～15世纪东亚中华文化圈学者的天下观和地理知识以及东亚和世界的地图交流。
15～17世纪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时代。7～13世纪控制东西方贸易通道和印度洋航路的阿拉伯帝国趋于衰亡。15世纪前期，明朝为宣扬国威，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先于欧洲人开启了世界大航海时代，并吸收阿拉伯航海图而留下了《郑和航海图》，在中国航海史、中伊地图交流史上都写下了灿烂的篇章。
明朝晚期，欧洲天主教耶稣会士经海上丝绸之路来华，以欧洲近代天文历法和地理知识为传教手段，逐渐取得中国官僚学者和皇帝的信任。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于万历年间用中文编绘以中国为中心的两半球图形式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其后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在此基础上绘制《万国全图》，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也翻译西方世界地图，将“地圆说”、气候带、四大洋和美洲新大陆等地理知识，以及实地测量和投影测绘制图方法传播到中国，并在中国学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与此同时，意大利来华耶稣会士卫匡国等人在《广舆图》的基础上编绘《中国新图志》等拉丁文中国地理图集，极大改变了欧洲人的中国地理观，促进了欧洲人对中国地理知识和地理图籍体例的了解。
东西方的交流又推动了丝绸之路地图的编绘，描绘16世纪嘉峪关至伊斯坦布尔间陆上丝绸之路的《西域土地人物图》，表现15世纪郑和下西洋壮举以及明代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之间航线的《郑和航海图》，反映17世纪亚洲海上航线的《大明疆理分野东西洋图》皆为东西方文明交往的载体和见证。在500年间，东亚儒家文化圈、文化圈和基督教文化圈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展开地图交流，推动了欧亚大陆和新大陆地理知识的传播和交流，进而加速了世界近代化和一体化进程。
《亚洲史研究》（Studies of Asian History）是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和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学术集刊，以反映世界范围内关于亚洲史的研究成果、增进中外学术界的交流、提供学界重要学术信息为宗旨。
本集刊旨在为亚洲史研究者搭建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致力于推进亚洲各国历史学界和知识界的对话与交流，推动对于亚洲史及亚洲各国历史的新的理解，超越“近代”以后形成的历史认识的对立，构筑基于亚洲各国相互尊重与学习的新型关系之上的历史研究。本集刊还致力于跨学科、跨领域的共同研究与学术交流，追求更具综合性的亚洲史研究。一方面以以往的专门研究为基础，另一方面搭建各研究领域相互交流与讨论的平台，形成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为基础、以历史研究为中心、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共同参与的亚洲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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