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BetX万博在媒介形态演变史上，社会进步催生新的传播技术，而每一次传播技术的发明，都改变了传播生态，进而对社会、媒体、个体产生巨大影响。
传播史上口语、文字、印刷三类传播的演变，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媒体、个体的“外爆”发展。而从电子技术发明开始，传播对社会、媒体、个体的影响转为“内爆”，并经历了从麦克卢汉开始至今三次内爆转换的历程，三次内爆转换的结果，最终推动了后传播时代的来临。
后传播时代与后现代社会一样，呈现出深刻的传播危机，并以其对社会、媒体和个体全方位的影响，需要我们高度重视、深刻反思和寻求治理策略。
外爆(explosion)与内爆(implosion) 是一对物理学的概念。在物理学意义上，外爆是事物的外部扩张，由中心向边缘的单向扩张，其结果是导致分裂、独立、形成区隔和界限，而内爆则刚好相反，“特指一种向内的聚爆过程，是事物内部裂变与界限消除的过程”。
从社会文化意义而言，外爆特指一种机制化和技术化的社会现代性过程；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外爆式扩张和发展，形成各种“中心与边缘、主体与客体及二元意义建构，如美与丑、善与恶、假象与真理、自由与控制”等，体现出典型的现代性转型特征。而内爆则是对于外爆所形成的各种二元结构，从外向内裂变，使一切事物都消失于混搭与无序之中，消除所有界限和差异，体现出典型的后现代性特征。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外爆与内爆总是在交替发挥作用，并对社会形态产生不同影响。鲍德里亚指出:“一种定向的外爆，一种渐进的受控能量的释放，这便是现代文化的黄金时代。然而根据一种猛增和加速的进程，这个外爆进程变得无法控制，达到一种飞快的速度和致命的广度，或者说达到了普世性的极限，它已经让可能的扩张场域达到饱和。原始社会因不能进一步控制内爆进程而受到外爆的破坏，同样，我们的文化因不能够控制和平衡外爆进程而受到内爆的破坏。”
在工业社会进程中，正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外爆扩张失败，造成了诸多现代性的问题，成为其社会转向内爆的根本原因，并由此构成全面反思现代性的文化图景，推动了后现代社会来临。
外爆与内爆的交替关系范式，同样适合媒介系统的变迁。在电子媒介之前，技术的发展推动媒介形态的更替，偏向时间的媒介与偏向空间的媒介发展，不断扩张人接受信息的广度和深度，拓展信息传播的时空，推动媒介不断介入社会与个体的生活，并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但随着莫尔斯发明电码开始，到随之而来的无线电通讯、广播电视诞生，电子传播时代的来临，使得之前缓慢扩张的媒介外爆突然加速，并很快达到扩张场域的饱和而转向内爆。由此，人类传播媒介系统开始转向内爆发展，这就是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序言中第一次提出内爆概念的由来。
麦克卢汉提出内爆概念，标志着媒介系统的第一次内爆转换。电子媒介不同于印刷媒介，其瞬息万里的传播加速度，机械复制、分化、生产意义，打破了印刷媒介形成的传播壁垒。麦克卢汉指出:“凭借分解切割的、机械的技术，西方世界取得了三千年的爆炸性增长，现在它正在经历内向的爆炸。在机械时代，我们完成了身体在空间范围内的延伸。今天，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电力技术的发展之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时间差异与空间差异已不复存在。”
在电力技术到来之前，社会始终处于缓慢向外扩张的状态。然而“机械形式转向瞬息万里的电力形式，这种加速度使外向爆炸逆转为内向爆炸。在当前的电力时代中，世界内向爆炸而产生的能量，与过去扩张的、传统的组织模式发生了冲突。”在此过程中，电子媒介瞬息传播、非线性、重复、非连续、直觉性的传播，使其传播形式的影响远胜于其传播信息的影响，也促使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即讯息”“媒介即人的延伸”等奇谈怪论。
从此，电子传播使社会诸多二元对立关系变为共时空、同存在的多元并存关系。社会关系从地域关联与固定时空中脱离出来，使得自然、社会和人的关系重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重构，社会思想与个体心理重构。
由麦克卢汉第一次提出的媒介内爆概念，只是强调电子媒介技术的决定作用导致时空内爆、感官内爆，强调的是媒介形态的突然改变导致传播系统的巨大变化，并进而推动媒介外爆向内爆转换，开启了传播系统媒介内爆发展的进程。
随着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以及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信息传播系统继续演化，并更加深入地介入社会，推动了媒介化社会的形成。媒介成为后工业社会转型不可替代的力量，社会现实通过其传播建构，并深刻影响人的认知。由此，在新的社会和技术背景下，鲍德里亚借用麦克卢汉的内爆概念，提出“媒介意义的内爆”，将关注重点转向传播内容及其建构的现实社会，我们将之称为第二次媒介内爆转换。
鲍德里亚在《传媒中意义的内爆》开篇即写到:“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越来越多而意义越来越少的世界。”他给“内爆”披上了一层浓烈的后现代色彩，将其定义为:“相互收缩，一种奇异( 巨大) 的互相套叠，传统的两极坍塌进另一极。”
不同于麦克卢汉的媒介形态内爆，鲍德里亚认为媒介内爆主要是媒介自身向内展开，并全面深入社会，影响社会。媒介自身的内爆及其社会影响，最终导致事物边界的消失和意义的消失。
媒介意义的内爆体现为其传播内容的拟像化。这种“拟像不同于虚构或者谎言，它不仅把一种缺席表现为一种存在，把想象表现为真实，而且也潜在削弱任何与真实的对比，把真实同化于它的自身之中。”拟像经历了从仿造、生产到仿真的三个阶段。仿造以自然为摹本，生产受市场支配，而仿真则变成符号化生产。媒介的符号化拟像生产，就是一种自身的内爆。
在此过程中，表征符号作为独立中介物出现，与原物或实体的界限消失，符号能指与所指断裂，边界消失、意义消失。媒介生产完全变成一种能指生产，模式化生产，并经过机械复制和广泛传播，使现实与表征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一个“超真实”的世界通过媒体符号化的生产得以建构。更有甚者，由于媒介巨大的影响力，“人们会把这些虚拟符号等同于真实去接受，甚至认为它们比真实还要真，于是形成了超真实的幻境。”
幻境与真实混淆，媒介内爆导致了现实内爆，意义在符号中“内爆”，后现代社会成为一个意义“内爆”的场所，世界的本原意义被解构。媒介建构世界，“却在制造真实的过程中吞噬、拼贴、制造意义”，继而导致意义的消失。
正如鲍德里亚坚称海湾战争从未发生过，血雨腥风的战争画面“只被持有某一政治立场的摄影师捕捉、剪辑、变形”。如同好莱坞电影一般的视听效果构成了一场“虚拟的‘媒介之战＇”，内化为观众的真实体验。
鲍德里亚提出媒介内爆导致认识论和存在论被改变，真实与虚拟、善与恶、美与丑、自由与控制、崇高与低劣、精英与大众等传统的二元关系界限消除，人存在的本身价值受到颠覆，媒介成为“解构元叙事、多元、个性、反权威、去深度、碎片化”等为根本特征的后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影响要素，媒介自身的传播也日益体现出后现代的典型特征。
当前，人类社会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把一切信息都转化为“0”和“1”后进行运算、加工、存储、传送、传播和还原，大数据、智能化成为当前时代的典型特征；数字政府、虚拟经济、二次元文化、比特流与信息流、互联网思维、共享理念等成为新常态。
和电子技术一样，数字技术的发明再次颠覆了之前的媒介系统：一切的传播符号，都被转为数字符号传播；“极速、全覆盖、交互、全息体验、智能化、移动化”的高品质传播，彻底解放了人类的传播生产力，也彻底改变了人类生产、传播和接受信息的方式；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手机，不断出现但却尚有区隔的媒介形态，最终无可避免地走向融合；融媒体，也可以被称为数字媒体，成为新的唯一媒介形态诞生，标志着一种新的传播生态正式形成。
新的融媒体传播被我们视为数字技术推动下媒介的第三次内爆转换。这一次内爆转换，是前两次内爆转换的叠加，但却产生了远超过叠加的效果。
融媒体的媒介内爆，以其技术的优势全面介入社会，创造的是“讯息即媒介、人是媒介的延伸、社会是媒介的延伸”的技术后果；融媒体的媒介内爆，通过数字符号唯一性、全息性的拟像化生产，塑造的是全面交互、浸入、共享、体验的虚拟现实。媒介与现实意义的内爆，彻底变为数字符号能指的狂欢和奇观世界的游戏性体验。
可见，在技术与内容内爆的双重作用下，融媒体的内爆消除了传播生态所有的界限：不仅是媒介形态的界限、媒体指涉事物的边界，还有“传受界限、符号界限、渠道界限、产业界限;自我、人际、群体、组织、传播类别界限；国际与国内、公共与私人、权威与小道、大众与小众、政府与民间、精英与草根、商业与公益、高雅与低俗的内容界限;传播系统的内部界限，信息传播与其他社会领域的外部界限”等等。
第三次内爆最终会实现媒介差异和形态完全消失的“生物性融合”，使融媒体成为社会唯一的媒介类别；“讯息即媒介”，有讯息传播的地方ManBetX万博，就有媒介。人类用技术赋予媒介人格品质，使技术成为凯文·凯利预言的“第七种生命体”，推动媒介走向生命化，从而代替人的功能，成为人的属性延伸。人是媒介的延伸，社会是媒介的延伸，媒介与人一体，与社会一体，融媒体的传播，变成一种无界的传播，无处不在的传播，标志着泛媒介时代的到来。
内爆作为向内的裂变，其特征是消除界限，代表着后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因此，三次媒介内爆转换，都不同程度地推动着传播的后现代化。
但是，就算是鲍德里亚指出的第二次媒介内爆，使得媒介成为后现代社会形成的标志和最重要的影响因素ManBetX万博，传播系统仍保留着其现代性的特征：媒体“民主化、产业化、城市化、文化多元化”现代化转型仍不断推进;“民主、自由、理性、科学”等现代性理念，仍是媒体的核心精神和社会价值追求；新闻专业主义一直是媒体传播的职业规范；受众中心论并不影响传播者的主体性存在；媒体的文化属性与产业属性总体并行不悖，并能独立发挥作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主流媒体与都市媒体、公益媒体与商业媒体并存，独立与多元发展的传播体系共同维系着媒介环境的平衡。
而第三次的融媒体媒介内爆，不仅消除了事物边界，解构了意义，还使得媒体自身的界限消除、形态消亡，媒体与人、社会的界限消除，彻底失去现代性特征，标志着一个以后现代为主要特征的后传播时代的来临。
尼采“上帝之死”，指出现存道德标准的危机，福柯宣称“人之死”是作为知识主体的人的消亡。融媒体传播主体的消亡，则体现为“传播者将死”“媒介将死”。传受界限消除，人人都是传播者正在解构传播者的神圣使命、社会意义和职业特征，也似乎意味着“传播者将死”;传媒+ 互联网产业、传媒+ 智能的跨界发展，媒体从一个单纯的信息传播机构，变成了社会信息集成和多元应用的平台。讯息即媒介，无处不在的媒介，也意味着“媒介将死”成为现实。传播主体性消亡，专业主义消解，赋权功能淡化，最终会导致“我们失去了自我认同的统一”。
融媒体的传播形式和内容都前所未有的多元、丰富，但同时也前所未有的无序、碎片、拼接与游戏化。时空交错、多维仿真，没有什么不可以传播，内容被形式所困，被裂解成数字符号碎片，取而代之的是内在品质与深度被掏空，传播内容对人的意义也因此被彻底消解。在这种情况下，融媒体的传播效果则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有效和无效、即时与延时、显在与潜在效果等都成为一对对复杂的伪命题，粉丝和围观效应成为追逐的目标;点击率替代了销量，猎奇替代了品质，注意力替代了思考力，碎片化替代了深度性，眼球经济替代了价值引导，或者传播是否有效根本已成为一个不太被关注的问题。
传受合一，受众被用户代替，今日头条“你说了算”与南方报业“南方+”客户端“人人都是记者”的口号，预示着融媒体给予公众民主、自由和参与的无限权力。然而，全民参与的信息生产和传播，体现出的却是“我参与、我体验、我存在、我快乐”的疯狂符号生产和消费。工具理性代替人文理性，存在主义的解释学代替了终极价值的关怀。公众裹挟在海量的数据信息中，在融媒体生态里无所适从，无所谓真假判断，也会逐渐丧失主体性，失去社会认同和彼此共识的连接纽带，变得迷狂和精神麻木，患上“信息奴化综合症”。
总之，第三次媒介内爆解构了媒体的现代性意义，而其更加“反主体、反中心、个性化、自由化、浅表化、娱乐化、碎片化、商业化、跨界化”的传播表现，不仅使媒体传统的后现代功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而且使传播自身也成为后现代社会的标志，这是麦克卢汉和鲍德里亚都没有想到的。
按照吉登斯的比喻，现代性是“一个马力强大又失控的引擎”，以理性驱动劳动分工缔造了繁荣的现代社会。而当现代性走向反面，一切整体化、中心化的元叙事皆受到质疑，一切二元结构、理性权威、客观真理及其划分标准皆被解构，则造成了无可避免的价值虚无和存在焦虑。
正如后现代社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一样，后传播时代也必然带来严重的传播危机，而且因为数字时代传播对社会的全面影响，这种传播危机也会成为最严重的社会危机。
第三次内爆造成的传播危机，体现在文章第三部分谈到的后传播时代的传播特征，彻底解构了现代化信息传播系统的固有模式和规律，解构了其结构和功能，导致了一种“泛传播”信息环境的生成。
这种信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环境，制造的是“信息爆炸”和“信息茧房”的共存，制造的是“透明性传播”和“迷雾性不确定”的共存，整合着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也异化着这些力量。人类发明和利用数字传播技术，再次展示了科技的进步和解放作用，但带来上述异化的后果也始料未及。
后传播时代的主客体二分弥合，人类发明的数字技术最终导致“人与信息关系的颠倒，人的价值目标丧失和主客体关系错位”，人对信息传播的驾驭失控，信息传播系统“反过来奴役、支配和统治主体本身”。人人都是传播者，人表面获得了信息自由，却无往不在信息茧房的枷锁之中。大数据的透明性传播让人无处可藏，毫无隐私可言，而其只追求工具理性和符号狂欢的特点，带来的却是人类认知的更加不确定性。
技术发明二律背反的难题再一次出现，数字传播技术展示出超人的力量，最终成为人类传播臣服与依赖的上帝，反过来也成为扼杀人传播的主体性和自由的异化力量，成为人不得不与之抗争的敌人。目前，这种传播危机引发的传播焦虑正在蔓延。
谣言泛滥、把关缺失、舆论危机、后真相，使得数字社会治理成为一个难题。信息即知识、知识即权力、知识即利益，传统的政治与经济运行变得数字化，也因此变得虚拟化和复杂化，乃至我们能看到“推特总统”“”“共享经济”“电商经济”“快递经济”等奇观。
网红、视频直播、表情包、手游、智能传播、共享与全息体验等，带来的是能指狂欢、游戏传播、娱乐至死、价值虚无，最终也必然导致文化虚无，使人在一种无处不在的信息包围、却又充满不确定性的传播世界中失去判断和依托，从而丧失传播主体性，失去方向和存在感，产生严重的传播焦虑。
后传播时代传播危机最直接的体现，还可以从其对媒体行业和记者职业的颠覆性影响理解。如前所述，后传播时代媒介将死。
正如腾讯传媒研究院出版《众媒时代》一书所描绘的那样:“我们的信息入口被朋友圈霸占、我们的眼睛只看得到10W +、我们不可抑制地沉浸在一次次技术狂欢中、人人都可以举起手机直播突发现场、未来的头条由机器人说了算、Facebook、苹果、Google 巨头入侵、虚拟现实、无人机、可穿戴设备暴风来袭，内容被裹挟进技术、资本、平台的多重博弈中，谁能苟活? 谁在转型? 谁注定被淘汰?”
媒体行业、新闻记者的地位不再，媒体行业的传播理念、生产方式、盈利模式、社会功能、专业主义、行业规范被解构，新的机构媒体、个人媒体和公民传播者不断诞生，一切都被卷入数字技术所导致的后传播时代的滚滚潮流。连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的定义，也被曾为传媒业界精英的同仁指出，应该改为“你看到的、与你相关的事实，才是新闻”;新闻的五要素，变为了“即视性、连接度、碎片化、戏剧性、真实性”。现在没有媒体不可以干的事，旅游、地产、金融、投资、饮食各行各业，只要可以盈利，传统媒体都得干。
而这种结果对于进行新闻研究的学者们，都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乃至关于“否思”“反思”“重构”新闻学研究的呼声成为讨论的热点。这印证了那句常说的话，“不是我们不明白，而是世界变化太快”，媒体与职业记者，以及新闻学者们都在体验“我们是谁、往何处来，又将到何处去”的哲学叩问。
当前，后传播时代刚刚开始并正向纵深发展。对于其带来的，作为一种整体性的传播危机乃至社会危机，要想提出可操作性、能被接受并马上发挥效果的策略是很难的。在正值众声喧哗的数字时代，这种策略提出甚至会带有一定的风险。
为此，本文也无意深入思考研究问题的具体应对策略，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认识上反思以下几个问题，来回应这一新的信息传播时代特征。
首先，我们是否可以像吉登斯、哈贝马斯等学者一样，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问题批判理论启示出发，来反思类似的现代传播和后现代传播问题，从而把后传播时代的危机，作为现代传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并由此寻求传播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平衡点，传播本质与传播存在的平衡点，寻求后传播时代传播危机治理的“第三条道路”。
其次，根据现代性反思这一思路，我们始终要思考一个问题，具有沟通、对话交流，消除传播障碍和隔阂，深度介入政治治理与经济发展，传承与建构社会价值和文化思潮等重要功能的信息传播，无论其经历了怎样的技术变迁影响，其现代性发展所形成的核心价值能否被彻底解构? 解构后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由此，我们便会在面对后传播时代的各种现象冲击时，保持一份冷静的头脑，也能采取相对正确的应对理念和抉策。我们也会意识到，融媒体生态下加强信息传播现代性属性的保护，似乎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以数字信息为核心的后传播时代已经来临，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必须面对新的变化和挑战，以“万变应万变”：要很好地适应后传播时代传播高度“个性、自由、多元和解放”的特点；要很好地建构“数字、移动、开放、互动、共享、体验”的互联网传播思维;要很好地学会数字传播的各类技术；要很好地推行数字传播的管理和市场运行策略；要很好地进行媒体行业融合转型与记者职业转型；要很好地创新后传播时代的新闻与传播理论研究和实践规律等。
但是，我们也始终要认识到，在这个传播被彻底内爆和解构的时代，还有什么是不能变的。我们绝不能被后传播时代导致的传播虚无误导，更不能无理性地跟风，必须坚持信息传播行业的底线原则，坚持变与不变的原则，采取媒介环境学所提出的平衡策略，推动融媒体信息传播生态的平衡。
我们不能追求传统的信息一统、意义中心、价值本质，至少要保持詹姆斯·凯瑞“传播仪式观”所提出的目标，“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政府、机构、学者、公众无论从知识生产上，还是从社会治理行为上坚持不懈地努力。
文章声明 传媒实验室不对相关概念及其涉及的事件进行是非判断，撰写文章只探讨文化及事件本身，欢迎拍砖、更正和补充。
